走进荒野:疫情下的野性呼唤
发表于2022年6月27日《中国新闻周刊》第1049期。
在北京的朝阳区和顺义区之间，有一条名叫温榆河的河流。在过去的两年里，河岸上铺设了草坪和绿道，环境焕然一新。今年开春以来，每到周末和节假日，温榆河两岸如雨后春笋般竖起帐篷，绵延数公里。老老少少的市民带着他们的狗在河边度假。江面铺满紫色的二月兰，即将进港的飞机低飞，在江面投下倒影。清明假期，定居北京的歌手王啸坤热情地推荐了Tik Tok的这个地方。“再也不去那些人多的地方了，就停在路边。”他伸出双手拥抱空气。“太舒服了，太舒服了# 8943；#8943;"
东三环的马良河成了北京的塞纳河，半个城市的年轻人聚集在这里；东五环外的温榆河是北京的上野公园，家庭聚会的地方。
5月份北京取消了餐饮，更多的人来江边野餐。很多人连帐篷都不带。他们只用一个遮阳棚来遮阴一个下午。比较简洁的人，就在河脊边搭个简易的炉子烧烤，或者坐在野餐垫上吃熟食。在精致露营、风情露营或野炊露营在各个城市横行的同时，温榆河畔的露营、野餐既不精致、不格调、也不奢侈，只触及“野”字。这里的主流帐篷是迪卡侬形状的快开遮阳篷，300-400元顶，烧烤炉锈迹斑斑。没有人拿着相机拍出好看的照片，也没有人用手机直播。人们只是聚集在河边，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可去。
在这个单调的春天和初夏，旅行和晚餐因疫情而临时取消。去郊区，去户外，成为城里人身体和精神的归宿。
作为旅行的替代品，这些传统的户外运动正在山野的城市周围兴起，从爱好者扩展到普通市民。徒步、登山、骑行、攀岩、钓鱼、探险# 8943；#8943;还有露营野餐，有多少没接触过户外的“小白”，在今年春夏买了装备，穿着运动服，走进城市附近的荒野。
“现在不骑，等什么时候？”
五月下旬，黄国松骑自行车去了昌平的慈悲谷，并绕着十三陵水库走了一圈。这次旅行的主要目的是练习爬山。骑完100公里的路线，我在痛苦中感到“绝望”。这是他第一次爬山的经历。他一个月前才开始骑自行车。他不喜欢骑自行车。
对他来说，骑行只是健身的替代品。5月，健身房因防疫关闭。为了弥补空出来的时间，维持运动量，他进了骑行坑。他的车是几年前一个朋友留给他的二手车。三千多块的入门级美利达公路车，全黑。
黄国松更喜欢城市夜骑。他晚上9点出门，在市内骑行两个小时，行程四五十公里。有时从北边的鸟巢骑到南四环，再沿着中轴线直行回来；有时骑到西边的新首钢大桥，俯瞰冰雪跳台；有时候在东城的胡同里转圈走。他从未在北京见过如此反常的夜晚。王府井、三里屯等繁华商圈的灯光昏暗，但商场前的广场却热闹非凡。像开运动会一样，打网球、羽毛球、跳绳、轮滑、鲁冲班的人都是汗流浃背。三里屯太古里的广场上，人们穿着宽松的运动服。“和以前不一样，现在一群大叔拿着相机在大街上拍摄。现在景色完全不同了。”
四月以后，骑自行车在北京变得流行起来。那一个月，由于上海疫情的静态管理，行动不便的抑郁症通过网络传播开来；5月，北京越来越多的小区被封。商场关闭，演出取消，公园关闭，游乐场关闭，班餐暂停，学校停课# 8943；#8943;户外活动成为最后的手段。当黄国松开车去郊区绕着山转的时候，山里人并不多。如果他五月份再去那里，自行车道上就会堵车。在苗丰、戒台寺、王坦路、黑山寨等来回100公里的线路上，兴奋的“白”脸比比皆是。
今年春天，骑行圈里有一种“此时不骑，等到以后”的感觉。我担心自己随时可能被堵，趁着还能出门，赶紧骑上自行车。北京骑行爱好者林浩南，今年4月骑行近1700公里，爬坡10000多米，均创7年骑行历史新高。4月份以后，骑行组织不再召集集体活动，坚持上路的骑友要么独自行走，要么两三人一组的小团队出行。林浩南说，两个骑手见面，会互相出示核酸证书，自证为阴性。“现在不骑，过两天可能就突然骑不动了。一种强烈的未知感和无力感促使你走出去。”他说。
读书和骑行是林浩南的两大爱好。在这个特殊时期，两者都延伸出了特殊的含义。他把读书看作是内心的放逐，而骑行是外向的反抗，更容易受到环境的威胁。所以，对他来说，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骑行的优先级是在读书之前的。
4月，在房山骑行“柳市-虹井”线的那个晚上，他和同伴借着漆黑山路上的车灯爬回了城里。停在路边休息时，同伴突然让他抬头。“你见过北斗七星吗？”同伴问。他给予了肯定的回答。这个同伴在路上遇到他，极力拉拢他一起去虹井路。在林的计划中，“六石-红井”本来是两天的行程，他加入了这个疯狂的任务。“在一天的行程中，他不停地讲他所经过的村庄的历史变迁，太行山和燕山的面貌是多么不同# 8943；#8943;"林浩南回忆道，“重要的不仅仅是你在路上遇到的有趣的人，还有它所带来的强烈暗示:保持乐观，保持好奇，不要让生活的疲惫和荒诞战胜你，至少要抵抗更久。”
越来越多的日常行为被归类为“非必需”，郊区户外活动作为旅行、聚会、聚会、婴儿散步的替代品，在一定程度上变得必要。
“我认为室外会越来越热。太多的玩法还没开发出来。徒步旅行、登山、露营、骑行、越野跑、冲浪、潜水、帆船、桨板、皮划艇、攀岩、登山、滑雪、钓鱼、高尔夫、骑马# 8943；#8943;"李璇刚刚打开新到的鱼竿包装，把它放在商店的货架上。他创办的James outdoorlife户外品牌店位于北京顺义天竺保税区，靠近首都国际机场。主营露营装备，现在延伸到徒步、钓鱼等品类。6月1日下午，不到一个小时，就有四个朋友来店里看设备。
林鸿也是朋友介绍的。那天下午3点，她带着父母和儿子去了李璇的商店。他们家今年开始购买露营装备。他们已经买了一室一厅的帐篷，两张床垫，折叠桌椅，炉灶等。，花了近万元。这一次，他们想找一些更舒适的椅子。这些东西几乎已经装满了她的SUV，但她还是想买个车载冰箱。
疫情过后，她经常和朋友在郊区聚会，被称为“野外聚会”，有时会在朋友的郊区院子里举行篝火晚会。她第一次买设备的时候，随便订了一些。后来在朋友的专业指导下，她换成了国际知名户外品牌的全套，一张800元的桌子换成了1800元的。她觉得疫情过后，露营不会停止，装备会一直用下去。“我们没有在郊区买房子。这些设备相当于在郊区拥有一室一厅。想想还是挺划算的。”她笑着说。
这是典型的中产阶级住宅。夫妻二人在大学当老师，有定期出国旅游的习惯。日益繁荣的经济形势带来了对生活质量的不断追求。当疫情打乱了这一切，撕毁了旅行计划，郊区户外活动几乎成了中产阶级生活的标配。
“表面上是露营烧烤，背后其实是周末家人朋友聚会的精神需求。同样，户外运动也反映了每个人探索世界的需求。”李璇总结道，“这些要求不是暂停，而是站起来。”
户外运动的理由:自由、孤独和互动
5月17日，张庆洋登上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座雪山——海拔5396米的云南哈巴雪山。她今年37岁，家住深圳，在一家互联网公司担任高级人力资源管理职位，也是一个9岁男孩的母亲。那天天气非常糟糕。导游说这是罕见的坏天气，但她决定试一试。她前两次去雪山都停在海拔5000米以下。这一次，她必须突破极限。
最后几百米，队友纷纷撤退，决定因素就是手套。他们的手套都湿透了，冻住了，再往前走手会冻伤的。除了标准的一厚一薄两双手套，张庆洋多带了一双厚手套，最后护送她到了峰顶。5个同伴中，只有她到达了“5396m”木牌处。
不幸的是，为数不多的几次登山中有一次遭遇了恶劣的天气。她从未见过传说中“万年雪山”的美景。即使漫天飞雪，雾锁群山，在她眼里，你的到来已经是奇迹。
张庆洋有三年的户外经验。2019年5月，她跟随领队第一次踏足雪山。当她爬到海拔4800米的时候，突然刮起了大风，另一队有人滑倒了。队长决定由原路撤退。未完成的哈巴雪山峰顶是她户外事业的起点，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她的户外生涯始于疫情爆发的那两年。每年五一节、十一月日、暑假，她都在户外，攀登四姑娘山第二高峰，完成环青海湖骑行、洛克线徒步、梅里北坡徒步。“每次从户外回来，都觉得又迭代了一遍版本。”户外是她为自己找到的获取内在能量的新方式。“尤其是像这次疫情，突然冲击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普遍焦虑的情况下，你需要源源不断的动力。登山可以给我这种动力。”
登山是最经典的户外运动之一。18世纪的欧洲，因探险和科学研究而诞生的登山、穿越和徒步，开启了现代户外运动。中国在1956年成立了国家登山队，肩负着向珠穆朗玛峰发起冲击的国家任务，而民间登山队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出现。中国民间户外运动只有30多年的历史。
爬山正在成为深圳的一项大众运动。深圳周边没有海拔1000米的山，但疫情发生后，深圳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将周边十座山峰包装成“深圳十峰”的概念，鼓励了一场群众性的登山热潮。小程序打卡前十的人数已经超过33万。深圳十峰上还有一个惹眼的童子军。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去爬山，也有公司专门为孩子组织登山活动。山区成了“双减”后孩子们的新去处。张庆洋9岁的儿子已经登上了所有十座山峰的顶峰，他以前单独补课的朋友们现在经常聚在山上。
疫情刺激的户外运动潮，并不单纯是因为对大自然的突然热情，而首先是运动自由的价值和被压抑的社会需求。疫情过后，人们突然发现城市生活的脆弱和狭隘，而广袤的原野却蕴含着自由和活力。
2020年之前，张庆洋经常去海外旅行。她觉得旅行是一个“由表及里”的过程，把看到的风景内化为回忆。而户外运动则是“由内而外”，她通过与身体的较量和与心灵的对话获得感知，这两者对她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在海外旅游停滞的那几年，远离城市的户外运动实际上成了旅游的替代品。她说，东西丢了之后才会发现有价值，所以现在有机会出门就很珍惜。
对于黄国松这位自行车新手来说，骑自行车不仅是健身的替代品，也是旅行的替代品。他是一个重度旅游爱好者，周末很少待在北京。疫情发生后，他花4999元买了航空公司专门开发的“随心飞”套餐，随时抢票。半年时间跨省旅行三四十次，飞遍中国。他最近半年没出过北京，但心里“一直想出去”。骑行只是无事可做时的最后手段。
疫情让生活陷入了不确定的暂时状态，出门这件小事变得重要甚至奢侈。此时此刻，户外运动给人的自由感在对比中被戏剧性地放大。
“大多数人住在城市的一个小空间里。当你骑到六环外，你会看到一个不像北京的北京。前方的路无限延伸，是自由的一刻。”林浩南说，晚上骑车回到高楼和红绿灯的世界，反差非常强烈，好像刚走完一趟。他最初喜欢骑马是因为可以快速逃离日常生活。他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信息编辑。他每天工作8小时，经常上夜班。只要坐上公路车，跑上50公里，就能到达一个开阔陌生的区域。与其他运动相比，骑行只需要一辆车和良好的天气，极其自由。骑行之前，林浩南的爱好是爬山。他认为骑马和爬山各有各的魅力。骑马比爬山更快更远。与自驾相比，骑行以肉身进入自然，用所有感官接收自然信息。
“身处峡谷，哪怕是一瞬间，你都能感受到人类有限的感知和善变的假设。百年、生命、年龄、春秋、昼夜、心跳，这些众所周知的时间标记在这里消失。”英国作家罗伯特·麦克法兰曾在不列颠群岛寻找荒野。在荒野中，他描述了身处荒野的感觉。他接着写道，“峡谷外的繁华世界，充斥着商店、学院和车流，似乎已经不复存在。甚至我的家庭、家乡、硕果累累的苹果园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自由的另一面是孤独。无论是在雪山还是旷野，户外运动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件孤独的事情。张庆洋说，就像一次苦行僧之旅，你只能和自己对话，感受自己在克服困难中的内心变化。你为什么喜欢孤独的运动？她觉得户外运动真的让她感觉更强壮了。“这种权力是真实可见的，不是鸡汤。当你以充分的准备和坚定的意志力实现看似不可能的目标时，那种力量是非常真实的。”作为头部互联网巨头的中层，她这几年的工作并不省心，需要内在能量的支撑。
别人和她完全相反。走向户外的驱动力之一是社会交往。
十几年来，年轻人的社交娱乐活动重复了几次。当初是“吃饭+唱K”；后来桌游、密室逃脱、剧本杀等室内活动取代了KTV；现在，因为疫情和社交网络，户外运动很受欢迎。北京徒步旅行者俱乐部的领队许明显感觉到:近两年加入的徒步旅行者“很多来自小红书”。社交网络将一些户外运动变成了社交货币。越来越熟悉线上社交活动的年轻人，其实正在逐渐失去线下交友的渠道，户外运动成为了一种新潮的补偿。北京糖粉骑行俱乐部创始人凌雪自豪地说，糖粉俱乐部已经组建了八对情侣。
危险不容忽视。
今年5月28日，一段苗丰深夜飙车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夜色中，两辆改装车在狭窄的山路上追逐，发动机发出响亮的声音。视频传播5个小时后，北京门头沟警方控制了两名嫌疑人。妙峰山山路这一段在北京还是比较有名的。是摩托车、自行车骑行圈的经典路线，也是段位的天然标尺。
苗丰山上有21公里上坡路段，60分钟内爬完坡，是大神级别；60到90分钟左右，是大师级别；90多分钟，这是平均水平。在2014年第四届北京职业公路自行车赛中，国际自行车联合会将妙峰山斜坡的难度定为“hc”，这是世界上最高的难度级别。公章赋予了妙峰山北京自行车圈名山的地位。骑行者根据妙峰山坡度结果确定名次。骑行团发布招聘启事时会注明是“休闲局”还是“大神局”。“休闲局”往往以社交休闲为目标，“大神局”则意味着这是以赛车为目标的高手技能，会很惨。
这些户外局大多是各种运动的俱乐部赞助的。北京的户外运动主要由民间组织，每天在京郊举行。而官方部门会组织更大规模的活动，这些活动往往是喜庆性质的。
户外运动有隐患，组织者时刻处于紧张状态。凌雪说，骑行活动的准备工作非常繁琐。要掌握路线情况和交通信息，预测天气变化，了解每个参与者的体能、经历和近期身体状况。“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北京徒步者俱乐部每次都为参与者购买高额意外险。
在周末到来之前，北京徒步爱好者俱乐部在一个小程序中发布了徒步路线的多人招募。每一行都以50人为上限，由领队带领，向郊区进发。他们设计了一个强度公式，并通过代入里程、爬坡、路况、负荷等数据。，他们可以计算路线的运动强度，从而确定休闲、初级、中级、高强度等级，分类招募徒步者。最近他们规划了一条高强度路线，名为“太行山之巅”，串联京郊海拔2000米，贯穿140公里。计划一天一夜，只有身体素质好，经验丰富的专家才能参加。
大量新手突然涌入户外运动圈，让资深户外爱好者喜忧参半，担心安全问题。
越来越多的户外爱好者热衷于拍照打卡。那些带有滤镜的照片和视频把“小白”吸引到了荒野，把他们带到了危险的边缘。去年，在深圳七娘山，一名登山者为了拍照，跌下了100多米深的悬崖。救援队花了两天时间才找到尸体。深圳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高级户外教练谢晓军是当时救援队的一员。他讨厌为了拍照而登山。“照片给你展示了最美的一面，却不会告诉你为了拍一张照片要经历哪些危险，又有多少人倒下了。”仅他的救援队一年就要出动三四十次。
谢晓军说，绝大多数登山事故都是由于无知造成的。“登山不仅仅是用两条腿走路，而是一个系统工程。希望大家都能有这个意识。”他反复强调。去年6月，他带队攀登了几百米的广州从化黄茶园山。途中下雨，气温骤降。好在出发前他提醒队友带好羽绒服，以免失去温度。“没有人能想到广东六月穿羽绒服？”每次爬山，他都带着薄薄的羽绒服，还有雨伞、头灯、手电筒。这些小玩意可以救命。
谢晓军提醒说，攀岩应该由至少四个人组成的团队和两个人一起完成，永远不要独自一人。“我们来说一个很简单的情况:你脚踝扭伤，没有信号。你该怎么办？有人陪你去就好了。”他建议登山者应该参加专业训练。很多攀岩多年的人缺乏必要的知识，不遇到险情只是运气好。“但你不能总是这么幸运，是吗？”
骑行的危险在于速度。速度的快感和危险只有一线之隔。无论在空旷的山路，还是拥挤的城市，危险如影随形。在山的坡段，老骑手会冲到80公里的时速，北京环路汽车最高限速80公里，谨慎的新手会达到30到40公里的时速。北京糖粉骑行俱乐部创始人凌雪亲眼目睹了两个骑行者在山路上高速相撞。幸运的是，他们戴着头盔，只造成了轻微的脑震荡。作为一个老手，他只敢以三四十公里的时速骑行，但他见过一个胆大的新手飙得这么快，他都害怕了。
然而，在城市中，骑行的风险因素越来越复杂。2017年，当凌雪骑行时，前面的一名自行车共享骑手突然在路中间下车，然后大车向左倒车。凌雪左后方的血压飙升，刹车瞬间失灵。一秒钟后，他已经躺在地上，左臂骨断成三截。在6个月的康复期内，他采用了运动员的运动康复法，每天都要非常痛苦地举起手臂，把新长出的组织撕开，避免“长死”。就像用刀割自己一样，每天一次，恢复后他的手臂就可以完全展开了。“天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他痛苦地回忆道。“所以我不想让任何人再经历这样的痛苦。”
痊愈后，他成立了一个骑行俱乐部，希望用自己的经历教授新手安全知识。人们常常把变速自行车骑行等同于自行车共享或普通自行车骑行，但实际上并不相同。变速自行车的危险性比普通自行车高得多。“如果没有形成肌肉记忆，起来后再操作就来不及了，要么撞车，要么翻车。”然而，城市道路规划并不总是考虑到骑行需求，专为休闲而建的绿道往往将自行车拒之门外。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几年前与主管部门沟通，发现当时的共识是绿道只服务于步行和休闲。在过去的两年里，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比如北京朝阳区正在建设一条贯穿公园的138公里绿道，可以骑自行车通过。“最近国家部委出台的8万公里绿道政策中，有骑自行车通行的说法。当然，还需要更多的部委来支持。”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每一项户外运动都有风险，即使看似随意的露营，也存在火灾、一氧化碳中毒、潮湿、涨水等隐患。当玩家蜂拥而至，但有效管理尚未覆盖时，就是一个无需警惕的危险高发期。
准备充分，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初学者应该遵循这条道路参加户外运动。尽管李璇对设备有着浓厚的兴趣，但他并不主张成为“设备党”。他给户外新手的建议是:先出去，从野餐开始。就像温榆河畔的“十项全能式”营员一样，也有很多人预约扫一扫长安街上的自行车共享夜骑，同样其乐融融。
李璇觉得现在的户外文化仍然有明显的模仿痕迹。“其实，你可以来一次蛇皮袋野餐。不要在意别人怎么想。要自由，回归基本，不要轻易被那些照片‘诱惑’。”
现在户外文化被国外的几项运动框住了。要知道，那些主流的户外运动休闲方式的诞生，都与那个地方的自然环境、社会发展乃至精神面貌有着直接的关系。欧洲的户外运动是冒险精神的外化，美国的露营是房车的流行直接推动的，日本人对帐篷的亲近与应对多重灾难所锻炼的生存技能是一脉相承的。
这是一个无限广阔的户外空间。在中国的传统中，它也可以追溯到对山水的自然亲近。旅行专家、“美学柜”创始人莫克礼有一个缥缈的期待，或许中国也能发展出更贴近我们自己的户外方式，比如采摘和工作。她笑着说，“因为我们来自农耕社会，工作会让我们有亲切感和安全感。”
《中国新闻周刊》2022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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